談毛主貸款席,談中國革命,談中美關係
  李敦白:中國夢是褐藻醣膠“咱們的夢”
  □ 環球人物雜誌駐九份民宿美國特派記者  吳成良
  李敦白的G2000名字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,但在上了年紀的人眼裡,這位美國人可是大名鼎鼎。他曾在中國生活、工作35年,與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交往甚密,被稱為“躋身中共高層核心圈的美國大兵”。
  前不久,92歲高齡的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出席一次論壇,並接受了本刊記者的採訪。對半個多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,他依然記得每一個細節。更為可貴的是,李敦白情趣用品並不是一個生活在回憶中的人,對於中國的現實情況,也有著獨到的看法。
  揣著路條,能吃麵條
  1945年9月,二戰的硝煙剛剛散盡,李敦白和他的戰友們來到昆明,擔任美軍軍法處的中文專員。這份工作使他接觸到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民眾,漸漸看到國民黨的腐敗,對傳說中廉潔並且充滿理想的中共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。1945年11月,在昆明的美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,李敦白本該複員回國。可此時他由於與中共地下黨員頻繁接觸,“完全被中國迷住了”。他決定留下來,並想方設法到美軍的上海陸軍總部工作,還與上海的地下黨“接上了頭”。後來,在宋慶齡的介紹下,他轉到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,隨後又前往張家口協助新華廣播電臺開辦英語廣播。1946年9月,他啟程去了延安。
  “我是在傅作義部隊襲擊張家口前幾天動身的。”李敦白對本刊記者回憶說。臨走前,他去向晉察冀解放區司令員聶榮臻告別,聶榮臻給他寫了張條子,大意說,這是李敦白同志,我們的美國朋友,希望沿途軍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。“聶榮臻簽了字,還蓋上了大紅戳。我靠這個條子得到很多幫助。每到一個村子,當地的幹部看到條子,就很熱情的給我煮麵條吃,找地方住。”
  一路上,李敦白偶爾騎馬,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。他從張家口出發,途徑4個省,突破封鎖線,渡過黃河,走了45天,在10月到了延安。“雖然長途跋涉,但我很興奮,一點不覺得苦。”
  李敦白到達延安時,剛好趕上一個星期六。他在拜會了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後,碰到了當時的中央青年團書記馮文彬。馮文彬告訴他,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有舞會,可以帶他去。就在那天的舞會上,李敦白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。當時,舞會上還有朱德、劉少奇和江青。
  “我們推門進來時,毛主席正在跳舞。他看到我,就停了下來。”李敦白回憶說。在簡單地介紹後,毛澤東握住他的手,說“歡迎一個美國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”。隨後,毛澤東和他找了靠牆的椅子坐下,第一句話就說:“如果你同意,我安排個時間,你到我那待一兩天,和我談談美國。”李敦白說自己也不是什麼專家,不知道主席想不想聽,毛澤東爽快地說:“你就跟我談美國,一切我都願意聽。”
  後來,李敦白來到毛澤東的住處,倆人談起話來。李敦白註意到,毛澤東是個非常虛心,而且有禮貌的人。“聽我說話時,他總是聚精會神。後來年長一些的朱總司令來了,他起身非常客氣地打著招呼——總司令來了,請坐。”
  在延安,李敦白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,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。他認為,自己在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的巨變留下記錄,就打消了回美國的想法。同時,經李先念、王震介紹,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直接批准,他加入了中共,成為了當時中共唯一的外籍黨員。
  解放前,李敦白經常見到毛澤東。毛澤東在他眼中,是個能虛心聽取意見的人。有一次,毛澤東和李敦白對美國工人階級革命產生了不同看法。“毛澤東和斯大林當時有相同的分析,認為二戰之後,美國會再次發生經濟危機,美國工人會趁此起來鬧革命。”李敦白說,“我跟他說我有不同看法。經濟危機對於美國工人階級不是好事,而是災難。在危機中,工人階級的組織會瓦解,因為他們沒有堅強的領導。我們兩人意見不同,但那也沒什麼關係。”
  “作為一個革命者,我太差了”
  遺憾的是,留在中國的李敦白沒能躲開時代的旋渦,曾兩次被投入監獄,先後被監禁16年。
  1949年,新中國成立在即,李敦白卻被關進了監獄,而且一關就是6年多。當時,蘇聯認為,在莫斯科幫助編輯《莫斯科新聞》的美國左派作家斯特朗是“美國間諜”,在世界上佈下了大範圍的情報網,李敦白受她領導,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。蘇聯逮捕了斯特朗,並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來。
  “我是一個共產黨員,為什麼會受到懷疑呢?”這是李敦白當時思考的問題。“我認為,作為一個革命者,尤其是作為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人,我肯定太差了。要不然,別人為什麼會懷疑我。”他當時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,繼續提高自己,把自己鍛煉成一個思想科學化、革命化和純潔化的人。“我對自己說,接受審查是我的任務。別人有上戰場的任務,有工作的任務,我有接受審查的任務。不管別人怎麼看我,我就這樣看自己。我利用在監獄的機會努力學習,提高認識。我相信,如果我能從監獄出來,有更高的認識,那就更好了。”
  1953年,斯大林去世,大量的錯案也得到了平反,“斯特朗國際間諜案”也在其中。1955年4月,李敦白結束了監獄生涯,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鄭重向他道了歉。1964年1月,毛澤東宴請包括李敦白在內的外國朋友時,對李敦白說:“你被牽扯到她(斯特朗)的案子,我們犯了一個很壞的錯誤,你是個好同志。”出獄後,李敦白選擇了到缺少外國專家的廣播事業局工作,主要負責對英語廣播稿件進行潤色、把關,還參加了《毛澤東選集》的翻譯、定稿工作。
  然而好景不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後,李敦白沒有聽從朋友的勸告,投入了中國的政治紛爭。最終,於1968年再次入獄。第二次入獄時,李敦白唯一獲准帶進監獄的只有一本《毛澤東語錄》。“我下了決心,越是關在監獄,信仰就要越強。我經常默念夏明翰的就義詩:砍頭不要緊,只要主義真……我的註意力都在這一點上,如果我太關註個人,可能活不到從監獄出來的那天。”
  毛澤東思想是筆巨大財富
  在獄中,李敦白對於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“毛主席做了別人做不到的好事。他解放了中國,建設了統一的國家。這個國家進行了宏大的社會改革,農民分到了土地,知識分子也變得更有地位。人民當家做了主人,中國人的腰桿直了起來。”在李敦白看來,毛澤東的有些政策操之過急,比如大躍進、“文化大革命”,但毛澤東思想不僅不能否定,反而應該更認真地學習。“毛澤東的觀點、立場和方法,對於中國來說是筆巨大的財富。而且,這筆財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。”
  說到這裡,李敦白反問記者,解放戰爭為什麼能取得勝利?“我在昆明的時候,和國民黨第五軍住得很近。他們的軍人吃得白白壯壯的,而且訓練很系統,按道理說,這樣的部隊會打仗。”李敦白說。隨後,他比較起瞭解放軍。1946年11月,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從陝南迴延安時,很多戰士就像小孩子,因為農民分到土地,就讓兒子參軍了。一個班10個人左右,大概就4個人有布鞋,其餘的都穿著自己編織的草鞋。一個班裡,也只有四五個人拿著步槍,其他人都是紅纓槍和大棍子。和國民黨部隊相比,共產黨軍隊能打勝仗,關鍵在於思想路線對頭,“共產黨有一套科學思想,集中起來說,就是實事求是。”
  李敦白跟記者舉了一個例子:1947年前後,黨中央發佈了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40條指示,他受命把這些翻譯成英文。其中,第四十條指示是毛澤東親筆寫的,李敦白看不懂毛澤東的毛筆草書,就請人來解釋。對方告訴他,這一條說,如果縣區村裡的同志想破壞這40條指示,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工作中,一字不改地照搬執行,這肯定要失敗。毛澤東的言外之意是,在執行指示時,一定要研究當地的情況,具體執行。
  1977年11月,李敦白被釋放出獄。他沒有再回到廣播事業局,而是先後在新華社、社科院擔任顧問。1980年3月,李敦白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。在美國,李敦白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了6年的毛澤東哲學。最近幾年,他又在華盛頓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學教書。“學生讀《實踐論》、《矛盾論》和《論持久戰》的節選,他們的興趣大極了。這些東西很有價值,應該學,中國人如果自己不學,就太沒道理了。”李敦白對記者說。
  中國夢是“咱們的夢”
  談到當前中美關係,李敦白認為,中美將最終建立新型大國關係,但不會一帆風順。李敦白說:“實際上,現在中美的關係也不壞,只是相互有些猜疑。不過,每一屆美國總統總是會使兩國關係前進一些。有些總統,在競選時大罵中國,上臺以後就得面對現實。”
  對於美國是否會遏制中國,李敦白說,美國知道中國的發展和強大是定局,是改變不了的趨勢。美國的官方立場是歡迎中國發展,但他們希望中國的發展不要對美國形成太大的競爭,尤其是軍事威脅,“兩國之間不信任的關鍵問題就在這個地方,美國擔心中國強大之後會進行對外擴張。當然,我個人看這種擔心純屬多餘。”
  李敦白對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也很關註。“‘中國夢’的提出很重要,是對中國年輕一代提出的一種理念,一種理想和奮鬥目標。”李敦白說。在他眼裡,和美國夢相比,中國夢更有自己的特點。“美國夢基本上是‘我的夢’,中國夢則是‘咱們的夢’;美國基本上是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,中國是以我們、我國為中心的;美國夢就是說我要有一個好房子、好工作、好家庭,和國家怎麼樣沒太大關係,中國夢說的是國家發展進步了,每個人也會發展、進步。”
  對於中共正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,他很贊賞:“群眾路線實際上就是民主。民主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,更不在於是不是多黨制,而在於能不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要求,民主的主要精神就是老百姓能自由表達自己的需要。”他很認可毛澤東以前講的“中央就是個加工廠”,這能把老百姓的要求集中起來,然後再作為政策回到群眾中去。“這個精神,其實就是民主。”與此同時,李敦白認為美國的民主問題還很多。“美國人不缺乏個人自由,但在大的方面,美國民主可憐得很。美國打了那麼多仗,每次都有很多人反對,不還是照樣打?”
  對於不少學者希望中國能採取和美國相同的經濟政策,李敦白嗤之以鼻。“還好中國沒學美國在財政、金融上的政策。美國經濟還是老牛拉破車。現在5000多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,貧困率18%。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?”
  幸福的“年輕人”
  李敦白和中國的緣分不僅在於他在中國長期的生活和工作,更在於他娶了王玉琳這樣一位中國太太。1955年,首次出獄的李敦白在廣播事業局工作,王玉琳是局長秘書。在辦公室里,李敦白初遇王玉琳就一見傾心。自此,兩人經常約在一起看電影、逛街。有一天,李敦白寫了一封求婚信,偷偷放在了王玉琳桌上。沒想到第二天上午,王玉琳一臉嚴肅地來到他的辦公室,在桌子上放了張紙,一句話沒說就走了,李敦白嚇得頭都不敢抬。他看那張紙上寫著:“李敦白同志,我從來沒有想過你提出的那種關係,既然你有這種想法,我只好停止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。”
  心一下子涼了的李敦白突然發現,下麵還有兩個字“又啟”:我昨天答應你,今天下班後,一起逛中山公園,我當然要遵守諾言。下班後,李敦白陪王玉琳逛公園時,再次鼓起勇氣求婚,王玉琳居然同意了。如今,提起那段經歷,李敦白笑著對記者說:“她很頑固。”
  然而到了1956年結婚前不久,新華社老社長吳冷西專門請李敦白吃了頓飯,說服他不要和王玉琳結婚,理由是“你倆文化傳統不同,你愛莎士比亞,她愛京劇”。說到這裡,王玉琳笑了,埋怨李敦白“老記得這個事”。
  從結婚到今天,兩人已經攜手走過了57年,老伴王玉琳也已經80歲了。“文革”期間,王玉琳因為不願揭發李敦白而進了五七幹校,吃了不少苦。1980年,王玉琳又陪著李敦白回到了美國,當時李敦白59歲,王玉琳47歲。
  初回美國,夫妻二人兩手空空,輾轉於美國多個地方,生活很不容易。後來中國的外國專家局曾邀請他們再回中國,但老兩口婉拒了。最開始,李敦白在一家咨詢公司任職,後來成立了自己的咨詢公司,取名“李敦白有限公司”,自己是總裁,老伴是副總裁。“以前在廣播事業局,是同一單位,不同部門。到了美國以後就一塊兒了,一起做咨詢。”李敦白幽默道。
  夫婦兩人育有三女一男。如今,大女兒在中國主管咨詢公司的業務,二女兒在北卡羅來納州當醫生,小女兒在西雅圖當工程師。最小的兒子現在也在中國,任一家美國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。
  李敦白夫婦的子女都是出生、長大在中國的。兒子到美國時15歲,曾在中國學了一身武術功夫,到美國之後,暑假還去少林寺學武術。當美國同學問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時,他說,平時是美國人,打仗時就是中國人。
  有了幸福的家庭,李敦白過得很開心。老伴每天要在自家的花園裡走上半個小時,年事已高的李敦白也每天在跑步機上鍛煉。而且他的作息習慣也是通常年輕人才有的晚睡晚起。
  身體硬朗的李敦白,心態也年輕。王玉琳告訴記者,每當蘋果公司推出新的產品,不管是手機、電腦還是平板電腦,老李必須當天就得拿到手,“我家這個老先生,趕先進、追潮流是第一。”被揭了老底的李敦白有點掛不住,用腳動了動王玉琳,轉頭和記者說:“技術嘛,新的好!”記者看到他拿起手機,撥號碼、按鍵盤也和年輕人一樣麻利。
  如今,李敦白夫婦住在華盛頓州西雅圖附近的福克斯島上。當然,李敦白一刻也沒閑著,除了給客戶做咨詢之外,他還兼顧著教課、演講和寫作。1993年,李敦白曾出版自傳《紅幕後的洋人:李敦白回憶錄》。現在,他又在寫一本新書,打算以他16年的監獄生活,來談談個人思想修養。看來,這位“年輕人”對未知的明天依然充滿了熱情。
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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